崔占峰：牛津大學首位華人教授眼中的中國教育
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overseas/2010-04/24/c_1253260.htm
崔教授的牛津大學網頁
http://www.eng.ox.ac.uk/chemeng/Cui/index.htm
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问中学生，“你想要做什么？”很少有人能说出来。要是在英国，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。这里的孩子会想，我要做什么，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，想上剑桥。
12时45分，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。他花了2.3英镑购买了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，匆匆离去。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，“来到牛津，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，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。”
2000年10月1日，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。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。
崔占峰是河北省沧州人，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化工系，后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1988年，崔占峰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，到苏格兰斯特拉奇克莱德大学做博士后研究。他1991年3月开始在爱丁堡大学任讲师，1994年10月到牛津大学工程系任教。他在生物工程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。
小村庄走出的少年大学生
1978年，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新政策规定，在校生可以参加高考，但县里的名额只有10个，领导决定通过竞赛来确定具体的人选。当时15岁的崔占峰刚刚上高一，他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，得到了参加高考的资格。虽然考试没有难倒崔占峰，但报志愿可愁坏了全家人。对于世代务农的崔家来说，除了北京首都和河北，其他的地名都是那么的陌生。高考9个志愿，第一志愿崔占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，剩下的都随便填了河北省的一些学校，只是最后一个怎么也凑不上来。这时崔爸爸忽然想起村里有个乡亲在呼和浩特工作，于是就说：“报呼和浩特吧，孩子年纪小，有熟人，好歹有个照应。”
就这样年轻的他开始了在内蒙古工学院的求学生涯。大学四年，崔占峰一直名列年级第一，毕业时，出于对化学的热爱，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，毅然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。从硕士到博士崔占峰在大连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光。
1988年，崔占峰来到了英国。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，崔占峰在学校的咖啡室里看到了牛津大学招聘讲师的广告。崔占峰认真地投上了一份简历。
很幸运，不久他就得到了牛津大学的面试通知书。当年，和崔占峰一起申请牛津大学讲师的多达95人，而取得面试机会的仅有四人，其中就有“土博士”崔占峰。“最后一次的面试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只花了三分钟，所有考官就达成共识，认为我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。我很吃惊，当他们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，我说‘那我要考虑一下，回去问一下我的太太’。”当时的一个小小玩笑，让牛津的那些牛教授对这位幽默的中国人刮目相看。
据了解，在牛津，一个专业仅有一个“教授席”，全校仅有120个席位。名额既少，任期又长（终身制），竞争非常激烈。而对于一个华人来说要争到这个位置更是难上加难。2000年，崔占峰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。
“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”
以下为其口述。
现在，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，要么是当官的，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。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，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，因为没这个必要。其实，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。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。有人觉得，“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。” 那又怎么样？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，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，他们说，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。这样的学生做不好。
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问中学生，“你想要做什么？”很少有人能说出来。要是在英国，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。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，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，不适合做什么。下一年又有测试，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，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。这里的孩子会想，我要做什么，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，想上剑桥。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。
牛津是学院制，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。在招生时，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，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够不够聪明，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，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。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。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，通过交谈，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。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，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，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。
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，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。不能说所有人，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，怎么干。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，就会稍微好一些。
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。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，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、量化的指标。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。
在英国，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。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，他就是不行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。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，他可能不写。如果他给你写，就会真实地写。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，他推荐你不行，影响他自己的名誉。
但国内不一样，今天不见明天见，慢慢地吃吃饭，热闹热闹，最后就行了。因此，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。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，不会改的。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，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，还得打印出来，还得接受检查。
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。在英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。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，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，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。但在中国，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，不信任你，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。
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，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。上课、科研、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，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。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，问我每天的安排。我告诉他后，他非常惊讶，说：“你们不出去跑钱？”在这里，没人跑钱，跑也没地方跑。假如你跑了，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。
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，包括科学界的问题，我们在外面唱高调，很好说，但是回去做一做，其实不容易的。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，哪怕是一点点，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。（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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